十五万年前智人出现在东非大陆，在同时期其他物种尚处于“听天由命”阶段时，对于火的掌控使得智人在自然选择中胜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能够发展至今的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了“掌控能力”，也就是消灭不确定性的能力。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惧或许来自百万年前潮湿阴冷的洞穴和穴外野兽的嘶吼，消灭这种恐惧则随着物竞天择的法则深深刻入人类基因，并影响了人类所有的行为。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提出，正是出于对自然现象：旱灾、洪水、瘟疫等带来不确定性的因素的恐惧，人类才逐渐走上了改良小麦、驯服家畜、掌握建筑技能的道路，以此来消灭不确定的食物供给，天气变化，季节轮换带来的影响。
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伴而生，阴阳相随。从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来看，衍生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文化角度来看，区分为东西方文化。
近现代以后，在追求确定性的天然倾向的指引下，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出自然科学、信息技术。信息论奠基人香农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这一定义被人们看作是经典性定义并广泛流传。人们通过定义，公式，算法开展研究，归纳信息与解释世界。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现代科学对世界进行的复杂性探索并非单方面强调世界的不确定性，而是试图从简单确定性中看到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进而从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继续探寻确定性。”
与之对应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哲学，诗词，音乐、美术、文学、雕塑等以美为核心的研究领域。但是美是一个飘逸的词汇，对于什么是美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有着完全不一的评判标准，其探索道路并不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前进，而是充斥着模糊与不确定。
“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上，更能够追溯到西方和东方文化诞生之初的巨大差异。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创造了“万物都是数”的数学宇宙，亚里士多德更是追求逻辑三段论的精密推理。西方文化中一直通过最精确的工具——数学来解释世界基本的运作规律。万物皆可计算，万物皆可衡量，通过万有引力定律、电磁感应定律、质能公式等在内的公式来精确地计算物理世界中的变量。其中诸多物理现象甚至人类无法直接感知，例如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但法拉第能够通过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发现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磁感应强度、导体长度、切割速度成正比，进而推导出电磁感应定律，解释磁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比之西方思想对确定性的追求，东方思想则接纳了不确定，并挖掘了“模糊”产生的价值。这种区别在艺术世界中得到了生动地对比：自古希腊以来，写实型的雕塑作品与精密谨慎的推演逻辑，无不展示着西方文化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东方文化则在“不确定”中孵化出了朦胧之美写意之美，正如中国诗词讲究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绘画描绘的“弦外之音”，不一而足。比尔•波特在《空谷幽兰》通过“月光，芋头和大麻”来介绍隐士，陶渊明则通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来隐喻。
追根溯源，东方文化的世界观自诞生之初就以模糊但积极的态度对人世运行的规律进行阐释。儒道两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儒家将世界运行的规律解释为“天道”。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儒家提倡对“模糊”的天道秉持顺应的态度。而道家更在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作为《道德经》的开篇，强调万物皆由道生，但“道”不可言说。儒道两家自创始之初就对“不确定性”取积极容纳的态度，也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下，不确定性的价值得以发掘。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对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影响了企业管理思想。工程师出身的弗雷德里克•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提出，对员工进行精确化管理，将工作内容，工作动作，劳动工具，工作步骤全部标准化设计以追求确定性的效率。以搬运生铁为例，一小时搬运生铁的数量完全可以量化为一名工人的工作效率，个体工作效率的预估有利于对整体工作进程确定性的把握。
在百余年的西方管理思想史中，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但无一能够脱离对于效率的崇拜和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消灭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了企业管理者的唯一工作，和做决策时唯一的考量。
一方面消灭不确定性迎合了人类的天性，基因使然，查理•芒格在他的人类误判心理学理论中指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做出决定，以此消除怀疑及不确定的倾向；
另外一方面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脱离了“消灭不确定性”脱离了“确定的效率”之后，再无其他可以对员工管理与企业经营进行考量的方法。
但是正如以荷兰经济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为代表的学者在“不确定性规避理论”认为的那样，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有限性，不确定性都不可能被彻底排除。所以，当今企业管理者更应该学会的是如何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阴阳相生相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必然不会永久泾渭分明。在如下社会，我们也逐步看到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融合趋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交叉领域输出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地理边界的“消失”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在冲突中融合，在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定量的西医和定性的中医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企业管理难题的答案也必然来自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交叉处。
法商管理提出的基于效率与公平均衡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进行有效的主体权益安排中“效率”是确定的，绝对的，“公平”是不确定的模糊的，相对的。
法商管理从东西方文化中汲取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在于，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环境，企业管理需要均衡效率和公平。一方面，在对绝对效率的确定性追求之外，企业应当接纳“公平”这一不确定的相对概念，以向员工、客户等权益主体营造的相对“公平感受”；另一方面，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应当拥抱“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分配、因时制宜的均衡状态，以“均衡”的不确定实现企业切实需求的最大满足。
保持开放的态度是顺势而为的关键——无论是法商管理对公平的考量，或是对效率与公平动态均衡的追求，核心都在于将不确定本身纳入到企业决策的过程中。法商管理思维鼓励企业以开放的态度接纳不确定，以积极的态度开发“不确定”的价值，最终助力企业在市场不确定之潮流中更进一步。（本文系网络转载，原文作者：武闯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