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的监管更加严厉,银行业的分化也日益突出,转型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18年银行业加快了不良处置的步伐,银行业风险管理面临不小的挑战。在判断银行业的转型与变革时,我们还应厘清几个关键问题,如变革的最佳时机、转型的可行性以及银行业的发展动力。
银行业转型是否到了最佳时机?
银行业转型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金融科技甚嚣尘上,互联网公司、互联网金融纷纷踏足传统的银行业,一时间掀起了激烈的争议,似乎银行业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繁荣的业绩增长背后的隐忧,还是同业竞争的残酷,都在告诫我们传统的银行业已“大敌当前”。
如今,银行业变革的环境十分复杂,相较于业务的拓展和模式的创新,存量的风险化解以及不良处置更加紧迫。显然,我们从近两年的重要会议、讲话和监管都指向了存量的风险问题,包括股权确认、流动性监管等等,强监管已从监管风格转向技术性监管,风险管理相较于业务转型似乎更为关键,确保银行的风险可控是当务之急,否则将面临监管处罚、声誉风险的双重打击。转型的迫切性更多的来自于风险端,而并非业务端。资管新规带来的正是重塑资产管理业务、打破刚性兑付的“利好”,是促进银行业变革的积极因素,而经济下行持续、外部风险预期较高、企业高负债承压的大环境才是决定银行业生死存亡的关键。
变革需要好的时机,盲目变革并不明智。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拥有276万亿元庞大资产的银行业就这样不堪一击?拥有财富100强企业前四大的银行业就这样“羸弱”?显然不是这样的,银行业的发展绝非外界想象的这样简单。传统的行业变革绝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目前最好的出路,但阵痛期和周期底部的徘徊却让许多行业“如履薄冰”,轻易变革和转型都会遭来沉重打击。2018年至今,银行业的资本金补充成为第一要务。
在目前的复杂环境下,推动银行业变革的时机的确十分微妙,因此从实际转型来看,几乎所有银行都选择了较为稳健的转型路径,如借助金融科技实现业务模式的线上化,构建场景金融、C端市场和消费金融网络,成本相对更低,风险更好控制。而对于投行业务、信贷等仍以传统的稳健运营为主,避免激进的转变。当下的环境,银行业应采取“收缩型”战略,将过去极速扩张累积的风险化解,处置不良资产,规范股权治理,才能为变革和转型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银行业转型并非易事
银行业的转型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早期的银行股改上市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如成立四大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贷款,后期借助宽松的金融政策和“入世”的红利,银行业实现了腾飞。当然,银行业自身也一直在谋求转型,从1.0到2.0,到目前的4.0,金融科技、消费金融等等都是金融业最前沿的领域。从2018年度上市银行年报来看,不约而同提到了金融科技和理财子公司,并且更加注重贴近用户,在实践中也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零售金融的增长也会遇到瓶颈,尤其是场景金融、理财产品、客户服务同质化比较严重的领域,同业竞争激烈,很容易造成增长的极限。银行业的变革加快,得益于金融科技力量的强大,技术革命和应用激活了传统银行业转型的动力,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将为转型成果落地提供技术保障。在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业内部已形成逐渐分化的趋势,以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巨头抓住了C端、B端的市场机遇,以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则成功抓住了G端市场的优势,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迅速打开转型的局面。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零售银行的主力军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虽然在业内成为了翘楚,引领零售银行的发展,成为客户体验极佳的银行。然而,在综合金融的包裹下,这些银行的高成本运营、公私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旧十分突出,特别是在资管新规出台后,净值类产品收益不断推出,对于以往刚性兑付的客户而言面临新的选择,对于银行机构更需要去适应监管,调整营销策略。过去的全员营销、交叉销售体系面临新的制约因素,包括风险适当性、收益净值化等等,将改变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模式,而转型并非“轻描淡写”。
转型的难点还在于银行业本身的体制化,尤其是发展成熟的商业银行在体制设计上相对完善,机构、层级以及程序错综复杂,不仅包括从总部到省市、区县等一系列层级设置,还有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掣肘和制约。这种复杂的设计与银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密切关系,通过层级制的设计和部门划分形成权力制约和监督,同时也为了适应不断扩张的业务发展需要。因此,银行的转型是十分困难的。
银行业转型还需“天时地利人和”
“大企业病”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部门林立、体制复杂的银行更是如此。在早期的银行机构设定时业务相对单一,以存款储蓄为主,叫储蓄所或分理处,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大和市场扩张,银行的部门增加了信贷、风险、信息等各个部门,后来更加入了投资银行、同业、国际等,导致银行成为最庞大、最复杂的企业制度。目前很多人都在讨论银行的转型,呼吁银行业与时俱进,改变思维,紧跟上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不可避免存在对银行的一些“误解”,强加了大量的主观色彩。而现实中银行的一次转型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成本、风险成本和制度成本,而每一次转型的背后则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银行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却是特殊的金融机构。囿于其庞大的体制束缚和监管的约束,银行业的变革和转型似乎总是“慢半拍”,这种谨慎的风格是银行业的常态。当前外界出现的大量金融风险问题都是盲目发展、扩张带来的,一些银行采取激进的发展策略,追逐利益而忽视风险,逃避监管,最终造成流动性风险。这也成了变革与转型的最大变数。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等都有各自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存贷只是最基础的业务,而他们的服务对象却并不一致。例如遍布各大地级市、县级市的城商行,他们的使命就是支持地方经济改革发展事业,服务于当地居民生活生产,而一些投资银行更多是服务于特定客户群,主打投资银行业务。这其中有资源分配,也有牌照属性。
银行的变革并不是单纯的组织变革,而是每一代银行人所处生命周期、发展环境不同所造就的,正如经济周期一样。因此,我们在理解银行业的变革时,应关注到银行的内外部环境,这就是“天时地利”。并非每家银行都是金融科技傍身,手握理财子公司牌照,并非每家银行都会开发自己的API,抓住一轮转型的高潮。作为体制庞大的機器,银行的转型必然伴随着经营思想、发展理念、风险文化的变革,否则革新的成果将无法实施落地。
银行业变革并非“一厢情愿”,还需“天时地利人和”,需要在金融供给侧改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正确道路上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