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引】

大家好！《博士论文》专栏好久没有更新了。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再有20篇，加上我自己的第100篇，这个专栏就会告一段落。不同的学术成长环境所塑造的学者心路迥乎不同，我们之前邀请了很多内地、香港、美国和英国等高校培养的学者，本期嘉宾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台湾学者，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作者简介】

蔡文轩，台北“国立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1975年8月14日生，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制度与发展。
邮箱：whtsai@gate.sinica.edu.tw。

【写在前面】

从2012年开始，我的研究旨趣，在于回答“中国研究”学界的一项重要命题，也就是Andrew Nathan提出的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它成为2003年之后，西方相关学术著作当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之一。但西方的著作，多流于概念式的抽象讨论，鲜少聚焦于具体的制度面向，去分析何以没有“民主转型”的中国，却仍能维持其政权的执政能力，从而达到政权存续的目的。欠缺具体的制度讨论，可能会让学界难以从经验证据的角度，更精致地理解并观察中国体制内部的运作状况。
 
我在近年来的研究与著述，希望弥补这个缺憾。从2012年迄今，我在西方学术期刊，发表或已被接受的论文，达到25篇，其中有24篇被接受或发表在名列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的重要期刊。我希望尽可能透过这些研究，深入回答，何以中国政权能运用这些制度，去强化执政能力，以维系一党制的运作。
 
我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包括几个范畴的讨论：干部管理体制、政策改革与决策模式、高干的后勤制度、党的仪式性制度、舆情管理与宣传体制，以及国家治理运作。举例来说，我和寇健文老师发表于China Journal(2014)的一篇讨论干部任命制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干部晋升的年龄困境（AgeDilemma）。我们指出，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党的干部管理体系内部，出现了几方式来让干部得以摆脱常规的甄补形式，而能获得较迅速的升迁。
 
又例如，在另一篇发表在China Quarterly(2014)的文章中，我试图讨论中国政府的政策学习与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过程。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了“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 Conditions”的概念，认为中国政府会在适合的地方进行政策试点来降低政策创新的风险。所谓的“适合”，包括该地具备一定的政治条件与经济条件。另一篇发表在Modern China(2017)的文章，则讨论领导人的调研过程，对于政策创新与扩散的示范功能，并分析调研的政治功能。我以科学发展观的政策为例，去讨论领导人在调研过程中所释放的讯息与相关的政策创新。
 
我也针对党在政治决策上的过程，做了研究。一篇发表在China Journal(2019)的文章，讨论“领导小组”的机制、功能与运作。我主要讨论领导小组的三个主要角色：小组组长、牵头部门首长，以及办公室主任，去探究他们如何透过正式制度途径与非正式政治制度途径，去整合部门的相关利益。
 
最后，我近年来的一个关注重点，移到了国家的基层治理。在即将发表在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的一篇文章中，我与廖幸谬博士，共同撰文讨论中国当代农村的扶贫政策。我们选择了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的议题——驻村“第一书记”——去分析上级政府是如何透过这项制度去穿透（penetrating）下级政府，让上级的扶贫政策受到有力的推行。这项做法，对于强化中央对基层的治理能力，扮演了一定的功能。
 
换言之，我这几年的研究，从组织∕菁英面向，与国家∕社会面向着手，讨论了几个相关议题，并都已经发表了数篇SSCI的文章。我希望这些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或社会研究，能做出一些贡献。

一场“自我救赎”的学术历程
 
我走上学界这条路，可以说是个意外。从小，我的成绩不是挺好，小学与中学老师对我的评价多是“中规中矩”、“勤能补拙”等令人有点沮丧的话（现在看起来）。家人对我的期待，也仅是希望我长大后出社会，有能力照顾自己即可。其实，我在大学之前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填鸭式的教法，加上父母的观念比较保守，完全以考试和分数来评价知识的学习效果，令我非常反感。因此，在国中与高中时期的学习，基本上是有意识的抵触与对抗。回想当时的岁月，确实非常不振作。但台湾这种填鸭式的教育环境，始终让我有窒息的感觉，一直想逃离。
 
1995年，我参加了台湾的大学联考。父母考虑到我过去的学习状况不佳，在各领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因此强迫我在填分发志愿时，优先填写台湾各地的师范学院。台湾当时有九所师范学院，是培养小学老师的专门机构。我希望填写历史系或政治系，但父母认为这些系所未来没有工作保障，因此坚持要填写师范学院，毕业之后便可以成为小学老师。当时，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但终究没有勇气坚持我的选择。最后，分发成为台中师范学院社会科教育学系，成为当年的大一新鲜人。
 
进入师范学院后，很快的就从新鲜人的喜悦，回到了自己的真实世界。我对离开小学教育界的决心，有增无减。当时的师范学院在大学体系内，是极为封闭的系统。举例来说，校内老师对于台湾风起云涌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运动，多持敌视的态度。在学习过程中，这四年大学教育对我的知识淬炼几乎没有帮助，于是我开始逃学，甚至缺席期末考。我跑到图书馆自修，待在书店，或是到处听演讲，寻找在思想上的启发。大学成绩之烂，从成绩单一望便可知。我记得每年的平均分数多落在65分上下，被当掉的科目不胜枚举。大四那年，我重修了30几个学分，几乎毕不了业。大学毕业后，我仅当了一年的小学老师，便自愿放弃教师资格。我当时的想法，是考一个与法政相关的研究所，好好重新充实我的相关知识。最后，我考入了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在这个以研究中国大陆闻名的教研单位，度过我的硕士班与博士班的8年时光。
 
博士学位的修读期间，内心开始有了彷徨与不安。我对于未来渺茫的前途有点悲观。当年放弃了小学教职，全力攻读研究所的决定，是否过于冲动与自负？在当时，台湾高教的萎缩的现象已经逐渐浮现，由于在1990年代后，台湾新生儿的出生率逐年降低，这让许多大学在2010年之后，无法招到充足的学生，财政出现问题，因此降低了教职的甄补量。许多毕业的学长姐，成为流浪博士，四处以钟点计酬的方式授课，却找不到正式教职来保障工作与生活。再加上本土博士在条件上，不如海归派，毕业之后找不到正式教职成为常态。我开始理解到父母当年的担忧。每次参加亲朋好友的聚会，也常被冷嘲热讽，讥笑一位年过30岁的男人还没有正式工作。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等负面批评，陆续传到我的耳里。当时放弃小学教职的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好几次，在夜阑人静的政治大学操场上，我一个人独自走着，也默默地问自己。
 
一定要拼出成绩！不想被人看不起！我的人生在大学毕业后，经历了一个转折点（turning point），放弃小学教职而开始进行学术研究。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角度来说，这个转折之后沉淀成本（suck cost）极高，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不然就前功尽弃，真的是一事无成了。我用两年的时间，全心把博士论文写完。期间，我获得中研院政治所的博士培育计划，很感谢当时的吴玉山主任与师长对我的提携。
 
此外，我从硕士班开始，就强迫自己尽量撰写论文，并发表在台湾的重要期刊。累计到博士班毕业，我在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已经发表了10篇。但很不幸的是，这还是无法让我找到正式教职。在毕业后两年的教师面试，处处碰壁。当时，真的有不如归去的想法。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一定不会放弃小学教职。
 
所幸，在2010年6月毕业后，我随即就获得科技部的经费，到博士班导师寇健文教授那边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前后在寇老师那边，担任两年又两个月的博士后生涯。这个待遇，让我避免像许多流浪博士一样，到处打工兼课而无暇研究。对于科技部与寇老师的这份恩情，我永远感念于心！当时，我听从寇老师的建议，开始着力于英文文章的发表，希望能发表于SSCI期刊，看能否增加求职的竞争优势。
 
我将过去的一些未发表的研究，撰写了两篇文章，都投到SSCI刊物。第一篇投稿到Modern Asian Studies，主编没送审就直接拒稿了。另一份投到知名的中国研究刊物──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编只收到一位审查人的建议，然后也决定退稿，因为评价实在太差劲了。第一回算是玩完了。我还记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审查人，有一句评语是这么写：Very bad logic andcontent, not worth reviewing at all。当时，心理有点不服气，好歹我也在台湾的TSSCI发表了10篇文章，怎么审查人讲的好像我完全不会写论文一样！
 
怎么办呢？在求学时，政治大学的老师没有教我怎么写英文论文，但在宝贵的博士后时期，我一定要想办法写几篇英文并获得SSCI的接受，不然就没意义了。当时为了增强我的英文口语和作文能力，自费请了一位英文家教，她是英国女孩，小名叫Nikki。她获得台湾“外交部”的两年奖助金，到政治大学外交所攻读硕士学位。在一次家教课程时，我跟Nikki提到，我有两篇英文文章被退稿，她感到有点讶异，要我把文章拿给她看。看不到三分钟，Nikki告诉我，被退稿是当然的，因为我的写作除了文法有问题外，最致命的缺陷是，写作逻辑完全不是英文思维，而是标准的中式论文。Nikki说，幸好她懂得中文，可以了解我文章的意思，但一位没有中文背景的西方人，肯定很难看懂我在写什么。我希望Nikki多教我一些，因此让她教我怎么写论文，甚至跟她挂名合作。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逐渐能理解中文与英文的表述方式，几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华人的英文写作，在文法与用字上，可以请英文专业人士来修改。但论文逻辑与表述方式一旦有瑕疵，则很难修改。这往往是决定一篇论文是否被接受的关键之一，因为你有好的观点，好的材料，若无足够的写作技艺（writing craft），则无法透过“论文包装”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博士后研究员的第二年，第一篇成功挑战SSCI的论文出现了。一篇讨论中国宣传制度的文章，被重要的中国研究期刊China Quarterly所接受。在收到接受信的那一剎那，我感动得掉眼泪，足足哭了五分钟。没过多久，另一篇讨论中国党内选举制度的文章，则被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出版的Asian Survey接受，但这次我只有哭一分钟。从感动的时间急遽下降来看，证明经济学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法则（The law of diminishingmarginal utility），确实亘古不易。在2012年，我已经有两篇SSCI文章，加上其他的TSSCI，让我顺利在当年进入“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工作。之后陆续发表文章，迄今已经有25篇英文文章被接受或刊登。
 
回顾自己在过去二十年的人生经历。平心而论，我真的写不出太华丽的辞藻，说明自己有什么高贵的动机，驱使我进入学术界工作。当时，只是因为不想继续待在小学教育界，而另谋出路。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下，我选择了深化学术研究这条路。或许，若有机会再回到20年前，我不会坚持一定要放弃小学教职（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乖乖听爸妈的话真的不会错），更不会一头栽进学术界。诚如法国作家Boris Cyrulnik在著作《逃，生：从创伤中自我救赎》（Sauve-toi, la viet’appelle）所说的，让困顿经历能够秘密地出柜，并发展出心灵韧性（resilience）来自我救赎。或许，这二十年的遭遇与阅历，正是一段自我救赎的过程吧！
 
博士论文的构思与回顾
 
1. 契子
 
当2010年1月底的某一天，我在计算机前将博士论文初稿的最后一个字打出来之后，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历经两年的构思与一年的撰写，这本论文──中国大陆省级政治改革的逻辑：“政绩─派系”模式的解释──终于完成了。但很意外的，心里却没有太多欣喜的感觉，我直觉接下来的挑战将更严峻，包括口试、论文修改、寻找教职。但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确信自己即将摆脱学生的生涯，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回想自己在政治大学东亚所的硕士班、博士班修业期间，受到师长与同学的启迪甚多。论文指导教授是政治大学政治系的寇健文博士。记得我和寇老师的结缘，是在2004年初的某一天，当我写完一篇关于党内派系研究的文章后，不知道要找谁帮我审阅，竟不知天高地厚的写信给寇老师，询问他是否愿意给我意见，老师也很爽快的答应。之后，寇老师请我做兼任助理，正式将我引进中国政治的殿堂。这几年来，寇老师不嫌我行政能力的不足，愿意继续给我工读的机会，一路栽培我到博士班。论文写作与修改的过程中，多次和老师讨论当中的问题，感谢老师给我反省与修正的机会。
 
另外，几位老师的提携与指导，也令我难以忘怀的。口试委员杨开煌老师、吴玉山老师、徐斯俭老师、张执中老师，针对笔者原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与质疑，令我感到受益匪浅。关向光老师是我在硕士班的指导老师，我永远感念关老师的处事风范与对笔者的照顾。李英明老师是带领我踏进中国大陆研究领域的入门老师，硕士班时期上李老师的中国意识型态课程的回忆，仍是历历在目。文化大学的赵建民老师对于党政事务的熟悉，是我常常请教的对象。在浙江大学教研的耿曙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耿老师对于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的指导，是我在学生时期的另一个收获。
 
这本博士论文，记录了我在东亚研究所博士班时期的一段思索过程。从架构建立、数据搜集、理论验证，以及内容的撰写，都让我倍感压力。诸多关键问题，是反复推敲才逐渐厘清。博士论文的初始想法，是我在2006年左右，研究“党内民主”建设（例如乡镇党委的公推直选、党代会常任制）。透过文献阅读与样本分析，我发现中国大陆在当时推动党内民主的主要地区，主要是贫困乡镇。这似乎不符合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预期──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也属于一种“民主”，那为何推动的主要地区不是中国富庶省份？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两年，我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发现部分学者已经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欠缺整体而宏观的面向的分析研究。我与寇老师讨论了几次，在他的鼓励下，决定以该题目为博士论文。
 
2. 困惑
 
我当时的一个困惑，是想回答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何中国大陆地方所出现的政治改革，模式与进程并不尽相同？事实上，部分大陆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大陆省份改革的迥异，但其观点散见于一些座谈会发言与时评文章。李凡针对四川与浙江的政改模式，做出精辟的洞察。他认为四川的改革是政府所推动的，着眼于政府体制内部的改革，因此指导性较强；而浙江的改革则重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自发性较强。有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观点，去解释温岭为何实施“民主恳谈”。由于浙江的经济发达已到了一定程度，使得官员不再以经济增长率为互相攀比的表现，而更重视社会综合发展的状况，这使得“民主恳谈”的政改在温岭得以推动。史卫民指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存“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中间突破”的争论。这些不同的改革路径，有可能会造成改革模式的迥异。上述学者的观点，提供笔者一些灵感，但由于多数文章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因此欠缺周严的理论架构以及详实的数据，论点并不深入而流于片面。
 
我希望提出一个简单而富有学术性的分析架构，并透过个案比较，更有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在浩卷繁帙的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学者多从中央的角度，去描绘中国推行了何种政治改革。但却欠缺从地方的角度，去剖析不同的省份为何推行不同模式、进程的政改？如果中央有一套既定政改方针，那何以地方会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发展？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似乎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制约着中央、地方领导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知与方针。这些特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我反复思索了近三年，并将这段日子的“愚者之得”写成该本博士论文。     
 
简言之，我希望以较为重要的解释项，来讨论这个有趣的现象。在查阅相关文献并透过思考后，我进一步将解释项放置在“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派系政治”，以及“正式政治”（formal politics）的“干部考核制”。我用这两个变项，作为博士论文的核心关键。
 
我进一步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两个层次。其一，为何少数地方省份，出现了大规模且激进的政治改革？我从派系政治的观点出发。文献对于“派系政治”有深入的探讨。其理论核心，是黎安友（AndrewJ. Nathan）称之的“扈从关系”（clientelist tie）。我认为这些发动改革省份的一把手，可能和中央领导人，存在着某种信任的特殊关系，因此上级给予这些省份更多的改革先行权，从而引发大规模且激进的改革。
 
中央与省级一把手是否存在扈从关系，是影响该省是否会出现政治改革的关键。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核心的关键，也就是省委书记是否有能力承担改革的风险（risk)。政治改革的风险同时存在于中央与地方干部之间。对于中央而言，“风险”在于政改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先例可循。就地方干部而言，其“风险”在于中央所提出的许多政改，只是一个空泛的原则，必须进一步来具体化、操作化。但地方干部的“改革模式”与“结果”，必须透过中央的认定，才能够成为地方干部的政治利得。相反的，如果改革模式与结果，并不受到中央认可，则政改反而成为推动者的负资产，可能断送其仕途。重庆市某党委书记，在2004年实施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的直选改革，被认定违背上级组织的领导而遭到撤职处分，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政改的成败，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预期标准。这反映激进的政改存在较高的风险与不确定，有时必须赌上政治生命，对于干部而言无异是一场“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
 
对于干部而言，如何降低风险就是核心的关键。就省委书记而言，其与最高领导人是否存在着高度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最高领导人将更大的改革试点权交给自己的“扈从者”（client），而这些“扈从者”也“预知”自己未来的改革，将会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与包容。即便改革失败，“扈从者”也不容易受到处分，因而愿意推动更为先进的改革。省委书记和最高领导人的“扈从关系”(parton-clientship)，使得省委书记获得心态上的安适感。诚如白鲁恂（Lucian W. Pye）指出，在中国文化当中，依附权威是获取安全感最佳的手段，这是“关系网络”在中国政治亘古不衰的原因。
 
其二，为何这些少数省份的改革模式迥异？这些地方出现的改革主要有两类，一是政治改革（例如干部甄补方式），一是行政改革（例如部门整并）。“派系政治”只能解释为何少数省份会出现大规模的政治改革，但无法说明为何这些改革的类型不一样。对此，我进一步提出“政绩导向的机会主义”来解释。在中央重视的两大政绩指标——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省委书记会做出理性抉择。在省级领导的任期有限的前提下，干部会在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和谐社会（社会维稳）的“政绩”考核中，追求任期内易于实践的目标。诚如白苏珊（Whiting Susan）所言，地方领导会依据high-powered incentives，选择有利的考核项目进行表现。
 
我认为这是地方干部依据地方具体状况来追求的改革实效最大化。贫瘠地区较需要进行社会维稳，因此政治改革有助于这项任务。这可以2005年前后的四川为例。而较富裕地方，则倾向追求经济发展，从而推对行政改革。这个个案以广东为样版。在干部考核制的激励下，地方领导干部为追求政绩导向的机会主义，因此会依据地方状况，来决定是倾向于推动政治或行政改革。这就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
 
3. 探索
 
在有了基本的研究问题与理论架构后，我接下来就是要找出实证数据，并透过适合的研究设计来论证我的想法。我透过跨个案分析（cross-case analysis）的方法，选择几个中国大陆的省份，进行比较研究。首先，我必须先选择一个不合“常理”的个案来进行解释。我想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经济不发达的省份，领导干部要进行“基层首长选制”的改革？这个现象的代表省份是四川，但该现象却不合“现代化理论”的预期，我将以四川为个案去剖析这个有趣的问题。
 
其次，依循着四川的研究结果，我进一步要问的是：假如在经济发达的省份，领导干部是不是就不积极推动“基层首长选制”改革？如果四川是从“正面”（positive）的结果去建立理论，则我们必须借用“反面”（negative）的角度去加强理论，它属于四川政改的“反面个案”。由于社会科学难以透过实验的操作来制造两种对立的情境，因此纳入“反面个案”来做“跨个案研究”，成为加强“因果效度”的方法。该个案作为对照组，必须和实验组呈现“最大相似”（most similar）的情境，以探求“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如果变项A消失，是否结果也消失”。广东和四川正是“最大相似”的情境。两省的政治体制相同。但广东、四川两省的经济状况不同。广东作为四川的“反面个案”，笔者将得出以下结论：在经济富饶的广东，领导干部普遍不热衷追求“基层首长选制”改革，反而偏好推动“行政三分制”来发展经济。从四川与广东的正、反个案中，本研究已经建立了更全面的理论：经济贫困的省份，领导干部倾向改革“基层首长选制”；而经济富裕的省份，则偏好推动“行政三分制”。

最后，在透过“正面”与“反面”的个案，去建立理论后，必须更进一步去深究，是否有不符和理论预设的“异例”（anomaly）？这些异例是否会对原有理论存在更多启发？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是否有个别省份的政改不符合四川、广东个案所建立的理论？其原因为何？江苏就是一个有趣的异例。该省经济富饶，却广为推行“基层首长选制”改革，这不符合前文理论的预期。江苏这个异例有几个议题值得深入讨论，包括：为何中会选择该省进行“基层首长选制改革”的试点？是否是该省有推动“基层首长选制改革”的历史背景？李源潮在推动该项改革后，对其仕途是否有所帮助？上述问题，我都一一答复在博士论文。
 
简言之，在2005年至2010年，四川与广东分别推动中国境内最大规模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此外，我还纳入的江苏这个有趣的个案。该省的南北两地分别试行政治与行政改革，苏北的经济不佳而苏南的条件富裕，这进一步论证的我的假设。因此就“派系”与“政绩”的面向来看，确实可解释──何以这三省推动大规模改革？及为何其改革的类型出现迥异？──这两个我在博士论文当中，想回答的关键议题。
 
派系与政绩两个变项，是学界在解释中国地方官员行为与升迁的两个重要概念。为了增强我对文献的理解，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尽量搜读相关的文献著作。包括薄智跃、Maria Edin、Frederick C.Teiwes、何包刚、Lowell Dittmer、李成、李连江、Kevin J. O’Brien……等人的文章与专书。这些文献对我来说，帮助极大。
 
事实上，我在研究生时期，就大量阅读西方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文献。我发现西方文献的强项，是将复杂的现象与以概念化和理论化，并能与比较政治或其他学科的领域进行对话。这一点，中文作品多所不及。但西方文献的缺失，是往往欠缺足够的实证数据来论证。这一点反而是中文作品的强项。
 
我希望博士论文不但有一个创新的架构，还可以看到丰富扎实的经验数据来论证。我搜集了大量的省级与地方的报刊，阅读后做时序的整理来还原个案的历史场景。在2009年3月间，我有幸获得政治大学的经费支助，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半个月，进行资料搜集。我从推满报纸的书库，搬出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进行影印与阅读。我在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待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早上九点半开始工作，一直做到下午五点左右休息。这段日子回想起来，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特别是现在公务繁忙，要腾出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做这种数据搜集，都非常不容易。
 
另一次的资料搜集，是2008年7月，我获得台湾陆委会的“中华发展基金”的补助，赴大陆进行一个月的资料搜集。透过政治大学陈德升老师的协助，我到上海社科院进行一个月的学者访谈与资料搜集。期间，我与许多大陆先进交换意见，获得许多指点与启发。我特别感谢上海社科院的刘杰老师与王海良老师对我的指导。透过在大陆的田调，我取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并激起我更多的想法。这段时光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在历经两年多的资料搜集后，我相信当初的假设可能是成立的。2009年，我获得“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的博士后选人培育计划，资助我一年的论文撰写经费，让我心无旁骛的将论文完成。我用了半年就将博士论文的初稿赶出来，再用三个月来修正补充。2010年3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并顺利在该年6月底，取得政治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4. 省思
 
在我进行论文撰写期间，一个始终困扰我的问题，也可能是多数中国研究学者的疑义，那就是中国研究对于整个政治科学或比较政治的通则化，是一个帮助或削弱？太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辩论。例如，Kevin J. O’Brien认为中国的个案有其特殊的生命力与价值；但也有一些比较政治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个案应该放置在世界政治的视野中来展现，换言之，中国的个案并不特殊，学者应该要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追求定律与法则。
 
我在博士论文撰写期间，一直想透过较新的比较研究方法，来展现出中国研究的新意义。在博士班期间，我对于Charles C. Ragin、David Collier、James Mahoney、Alexander L. George和John Gerring等人发展的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例如Boolean algebra analysis来追求因果关系，或利用Conceptual constructionanalysis来定义概念内涵，深深感到着迷，也希望运用这套方式在我的个案比较当中。我在博士论文用了不少篇幅写了关于质性研究方法与个案选择等内容，试图想把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的理论或途径接轨。但在口试期间，也有老师提醒我在传统的中国研究的领域，这套QCA恐怕不是主流，未来会找不到对话的学者。当时我认为这应该不是问题，但后来我将这些运用QCA的中国研究文章投稿，马上被主编退回。
 
在我这几年的学术生涯中，要在比较政治学者和中国研究学者当中二择一，我毋宁选择后者。当然，我不是不认为比较政治或新的研究途径不重要，但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研究中，目前学界的主流似乎还是对于新颖的中国故事，或是中国学者熟悉的一些概念感到有兴趣。换言之，传统中国研究和比较政治之间的隔阂，确实存在，这也迫使年轻学者必须选边站，以利于日后在相关重点期刊中，找到同好来刊登研究著作。历经博士论文的洗礼和日后的发展，我目前将自己包装成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但日后行有余力，我还是希望能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来进一步强化自己对于中国研究的认知。
 
5. 余韵
 
这本博士论文的构思与资料搜集，让我花了些心力。而博论的内容与架构，奠立了我往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框架。后来，我将博士论文改写成名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四川、广东、江苏的个案比较”的专书，于2012年在台湾五南出版社出版。此外，我将博士论文的理论架构重新思考与改进，并增加了大量的新数据，撰写名为 “Experimentation under Hierarchy in LocalConditions: Case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Guangdong and Sichuan, China”的英文文章，于2014年发表于China Quarterly。至此，我对于中国大陆省级改革的个案比较研究，总算是告一段落。
 
进入中研院后，我有更多机会和世界一流学者交流。我逐步觉得当初撰写的博士论文，可以和更多文献进行对话，例如中国的改革模式或是制度扩散（policy diffusion）等学术脉络，都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思维空间，能进一步深化我的研究贡献。在博论的基础上，我将研究视野扩散到比较威权、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央地关系的角度，并针对相关重要议题进行研究与撰文。换言之，再一次看我在9年前完稿的这份博论，发现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这本博论，毕竟承载我在这五年博士生涯的一段思索过程。虽然学生生涯最终必须划下句点，但知识的拓荒正进一步开展。以后，还会尽量延续下去。 
 
最后，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把这二十多年的求学与学术生涯，视为一段自我救赎的鞭策过程。或许，随着年纪的渐长，我在做学问与处事的心态上，也会有不同的改变。在宋朝词人蒋捷的那首“虞美人•听雨”，提到人生听雨的三层境界中，我刚好坐落于“壮年听雨客舟中”的迷惘。但回顾过去，毕竟我并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书空咄咄，而是逐步实践我想要追求的理想。下一阶段的目标呢？我还没有细想，或许到了“而今听雨僧庐下”的老年境界，我会发现，一辈子汲汲于功名的态度，并无法带来心灵真正的平静。套句电影“夺桥遗恨”那句经典台词： “A Bridge Too Far”。